从哪个角度才能更深刻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

储贺军：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九评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续篇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客观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经受住了70多年的风雨考验。

就全球而言，信息和交通技术的日新月异，已经把各国、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源共享、信息共享。这使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与碰撞，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随时随地都可以切身体验得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许多意识形态的理论问题，已经冲破了理论的书斋或象牙塔，成为人人都可以切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家长里短。

中美两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强烈反差的两个实体，中美关系是否属于国际阶级斗争的范畴，具有哪些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斗争过程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作用，“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一、 中美两国的国家机关代表着截然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信奉的价值理念完全不同，领导阶层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机关代表着少数富人的力量。这一点原本是非常清晰的常理级别的认知，但是，由于现在国内知识界思想之混乱，美国意识形态渗透之深，连这样初级的何为泾何为渭的问题，也成为了必须论证的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国家性质，根本利益的维护对象，无庸赘述。需要进一步论述和证明的是美国国家机关的性质，及其代表少数富人根本利益的基本特征。

针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性质的认定，几十年来，知识界相当多的某些个人或群体，特别是所谓“法律党”，一直是把美国《宪法》当作解读美国政体的钥匙，甚至视为他们精神世界的《圣经》，以美国宪法正文的三权分立简单描述和《人权法案》的笼而统之，否认美国政治体制的阶级性。乃至诸如福山之辈的公知，敢于天狗吞日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试图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1、 美国权力机关代表少数富人的历史溯源

有些人习惯于阅读对象国的《宪法》以判定其国家性质，但是，这种做法局限于从不隐瞒自己政治立场的共产党国家，而很难适用于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美国。判定美国政体性质的主要文件不是《美国宪法》而是《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比《美国宪法》更能说明美利坚民族究竟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独立宣言》是美利坚民族的最初基因，这种基因深刻地体现在后来的《美国宪法》之中。《独立宣言》是解读美国政权性质的第一把钥匙，也是解读美国意识形态的出发点。

不带偏见地读一下《独立宣言》，就会感觉到《独立宣言》的执笔人们，并不比为努尔哈赤捉刀《七大恨》的落魄秀才们更为高明。无非就是现在翅膀硬了，宗主国已经管不了，找出一些宗主国的毛病，哪怕这些委屈都是昨天的习以为常和鸡毛蒜皮，“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

《独立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司法行政独立、军队独立，核心目的是北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问题。该文指责宗主国“抑制各州人口的增加”、“拒绝批准其他的鼓励人民移殖的法令”、“割断（北美）与世界各地的贸易”、“拒绝批准其他的把广大地区供人民移居垦殖的法令”、“强迫征税”，还有“煽动（北美）内部的叛乱，并且一向竭力勾结…那些残忍的印第安蛮族来侵犯”。在《独立宣言》的那个时代，美国尚没有出现成熟的资产阶级，暂且不论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们当中有多少是大奴隶主，但是，《独立宣言》代表的利益基础是少数富人，这一点是明确的。

如果一定要否认的话，那只能说更像是奴隶主阶级在抗争封建主和早期资产阶级，逃犯在挣脱恼人的警察。如此的比喻，虽很难说得上是公知们言而必称的“严谨逻辑”，但绝非过度夸张的黑色幽默，也绝非关公战秦琼式的无厘头。相形之下，《独立宣言》中的黑色幽默和无厘头可能更为正宗一些，比如，印第安人最终被美利坚民族几乎灭绝，而《独立宣言》则声称，印第安人“所著称的作战方式，就是不论男女、老幼和情况，一概毁灭无遗”。其颠倒黑白的巫觋神功，一览无余。

2、 美国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少数富人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表现形式

摆脱了宗主国的羁绊之后，美利坚民族迅速走上了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资本阶级终于形成了，壮大了，而且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迅速地乘人之危，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黄袍加身成为了世界霸主。

美国的这种少数富人利益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特征，迅速地体现在经济领域中。美国也曾经是制造业大国，美国的产品也曾是享誉全球的质量与创新的象征。但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呈抛物线急剧下降，在这背后推手就是资本的力量。制造业的繁荣需要商品-货币-增值商品（W-G-W’）的商品流通形式，而金融资本需要更为迅捷、明了、高效的增值方式，货币增值才是一切的出发点与归宿。于是，整体美国经济迅速转化为货币-商品-增值货币（G-W-G’）的形式，货币的使命从为了制造出更好商品的媒介体，异化为商品的奴隶主。一切只为资本所有者拥有更多的货币而服务。

中国现在形成共识的社会主要矛盾非常清晰明确，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定性，使得中国经济坚持在W-G-W’的轨道上运行，原因也非常简单，中国经济生活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而非像美国那样，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资本的增值。

在政治领域中，美式的民主选举制度被吹得神乎其神，被说成了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质层面上，美式民主选举就是金钱政治、利益政治。二战之后，美式民主风行了几十年，结果制造了民族严重地分裂乃至撕裂，而这种对立双方几乎难分仲伯的分裂，恰恰是资本最为求之不得的现象。越是均衡的分裂，资本控制选举的相对成本越低，控制力的效率也更高，控制的目标也就越容易达到。耐心等待吧，历史会告诉我们，2020年的大选就是最好的实例，控制了不到10张万票，就得到了预期的结果。

二、 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性

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核心动力，是最积极的力量源泉，国际阶级斗争的出现和加剧，也是日趋发达、紧密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国际阶级斗争与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结合体内部的阶级斗争，有着一些差别，特别是民族矛盾夹杂其中。故此，国际阶级斗争有很多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的特殊性。

国际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具体方面，其内涵当然也包括着阶级斗争理论的各个方面，但就目前阶段而言，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出现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领域。由于国际阶级斗争发生在不同的国际社会主体之间，两国不同阶级的代表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斗争方式上，也同样要避免阶级斗争理论庸俗化、行政化的消极倾向。这种斗争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可以是刀光剑影，也可以是请客吃饭，可以夜宿深山老林，也可以安享金丝绒被。

1、 中美之争与美国国内的工人阶级现状

马克思生前曾经对美国无产阶级寄予厚望，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也曾风气云涌，我们现在每年庆祝的“五一劳动节”就起源于美国。但是，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迅猛发展，二战之后，美国实现了比较坚实的国际霸权。这一切使美国工人阶级也受益匪浅，资本家吃肉，工人喝浓汤，美国的相当高比例的无产阶级升级为中产阶级。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阶级斗争中，夹杂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加之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种族矛盾异常尖锐，更加分化了美国工人阶级。

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工商业中多数的或绝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 《八评》严肃批判了美共前总书记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与思潮，他们从根本上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希望人为地减少、限制、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事实上，白劳德思潮反映了当时且延续至今的美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特别是在30年代到现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之内，美国的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并不接受乃至排斥共产主义思想。

这就是比较明显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倾向，美国工人阶级事实上曾经受惠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国际化成果。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资本国际扩张所带来的诸多美国国内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已经让美国的工人阶级初步尝到了苦果。然而，美国工人阶级现在还看不到美国社会自身的问题，反而将美国国内诸多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民粹主义的反华急先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将来，随着美国国力的进一步日益衰落，美国的工人阶级或许会有觉醒的一天，重振当年雄风，情况可能会有不同。不过，这只是后话，针对眼前的中美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美国工人阶级还远远不是我们的同路人，反而甚至可能是我们对手的炮灰。

由于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评》当中的某些具体设想肯定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九评》的那个年代，国际形势依然允许考虑国际共运问题和帮助其它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特别是在中美之争的特殊语境中，美国内部的阶级矛盾留待他们自己去解决，中美两国还是应当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

2、 中美之间争取和平共处的矛盾主要方面

《九评》从未否定过不同制度国家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是认为和平共处不是总路线，不能放弃斗争。《六评》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基本原则问题，并指出和平共处的环境是依靠斗争得来的，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六评》的这些基本观点和深刻分析，至今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将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定义为国际阶级斗争，并不排斥不同政治体制和信仰的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和平共处以及具体事务上的合作。在可预期的未来，全力争取中美两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依然应当是中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这种和平共处只有在保持清醒头脑的前提下，通过斗争才可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可以容忍信仰上帝的美国，但美国却很难同样坦然地看待中国的意识形态。

《六评》还认为美国的政客们时而也主张和平共处，但是，他们的和平共处理念是建立在和平演变的基础之上的。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更为接近西方理念的时候，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就会稍稍放缓一些，反之，美国就会急急地释放高天滚滚的寒流。在与中国磋商具体商务问题的时候，美国一方面主要代表西方大金融资本的利益，一方面一定要想出种种办法，从具体的表象出发，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轨迹。

在与中国的交往和沟通过程中，美国从来不是在追求中美双赢，而是美国单赢。美国非常清楚，中国独特的经济政策与管理方式，都是中国意识形态在物质层面的必然反映，而唯一能够阻止中国发展的方式，就是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把中国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轨道。美国一定还会继续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核心，找出相应的经济商务层面的突破口，以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这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会彻底将美国的意识形态拉下神坛，并最终证明资本主义必然被历史取代。

中国一定要争取和平共处，但是，必须认清美国对华策略的本质，和平共处的环境要靠斗争才能争取得到，战斗正未有穷期。

三、 在中美国际阶级斗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作用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一种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最为紧迫的一项，就是认清美国本质，不要被美国带乱节奏，坚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场斗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作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站稳中国意识形态的立场。

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原本不是独立的阶级，但总是依附于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在中国传统中，读书人原本是社会中最为知书达礼，且非常入世的一个群体。在进入仕途之前，绝大部分都不脱离物质生产，所谓耕读传家。读书人当中，志存高远一点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循规蹈矩一点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总体上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群体。

上世纪80年代初到18大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读书人中相当一大批教授、学阀、专家、网红、学者、写手，受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潮理念影响最重。他们变得非常偏执、较劲，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中极具破坏性的负能量源泉和发动机。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非常重要，“每日三省乎己”，要勇于承认自身的不足，诚心自我救赎，主动地完成自我改造的羽化过程。改造世界观，站稳中国立场，才能看清整个世界和人类未来。

由于社会主义中国扬弃了以资本增值为终极目的的经济形态，有人就散布社会主义就不能使社会更加富裕的错误观念。比如，长期以来，不少读书人鼓吹，G-W-G’是比W-G-W’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错！错！错！那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是更高级的形态，因为资本主义是为少数富人的资本增值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民的美好生活质量才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在中国，生产资料的主体部分由国家占有，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国人民，完全可能也可以在生活资料占有和使用方面，在质和量两个维度上，超过资产阶级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生活资料的占有和使用。

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一直存在一些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要特别警惕这批人，特别要警惕这批人与试图介入意识形态的资本界，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势力及其政府外宣计划的勾联。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要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开山鼻祖——毛泽东思想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要勇于实践，切忌空谈，像王阳明那样，努力去完成“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建立正确的世界观，要能够站在中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看待人类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的历史轨迹。

“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