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13个显著优势，其中第六个显著优势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一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建设领域最大的制度优势。而这一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资源配置体制。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优势
我们要解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经济制度优势的论述，就有必要分析清楚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来的，其理论渊源是什么，其制度特征是什么，制度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三根最重要的“柱子”：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这三根“柱子”，今天很多党员干部已经不甚理解，尤其是第三根“柱子”——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来源。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社会主义是要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有最高的效率，才能避免工人阶级被剥削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所以，从当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体制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以指令作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手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交换、消费等都是依据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指令进行，所以，那时的“计划委员会”（即今天“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在行政体系中权力非常大。而实行计划经济需要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前提条件，这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这三大制度，就构成了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即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这使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浪费严重，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伤害。结果，经济绩效和国民经济发展与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今天，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掌握着社会和国家生产资料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客观要求实行“除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这就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完整地结合起来了，可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势所在，这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世界奇迹的最大奥秘所在。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要使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混合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都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形而上学地在各种所有制之间划分出固定的界限。随着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不同所有制之间将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混合所有的态势将更为突出。
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210.4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3877.7亿元，上交税金46089.7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有71家，占到了2/3。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在支撑增长、增加税收、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私营企业数量超过3474.2万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税收收入达96465.52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6.80%；新增就业达到90%，这体现了我国所有制形式的独特制度优势。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当然，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要搞私有化。所谓私有化，就是将国有以及其他公有资产全部化为个人资产。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生产力倒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全盘私有化之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其教训应该记取。我国在过去一个时期的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这主要是改革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方向问题。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推动中国经济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论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领域的基本要求和制度优势，这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典范。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实行按劳分配，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能够达到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劳动还未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等原因，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抽象的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劳动才真正创造价值，才能参与分配。
但在实践过程中，若单纯实行“按劳分配”，就无法调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就可能妨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我们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劳动和资本、土地、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分配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这些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贡献。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按劳分配”是主体，即劳动者报酬在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中必须占“大头”，必须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从这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我们的独特制度优势。
正如2014年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所强调的：“‘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要分好“蛋糕”，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但目前仍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乡收入倍差为2.69。为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调动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继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要更加合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强化知识价值导向，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我们要落实好“调高、扩中、保低”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建立民生保障长效机制，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优势
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体系里，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实行的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一套体制，即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这一套体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错，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具备所有的经济信息”，这一条件今天显然达不到，所以才成了“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作出首要突破性贡献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在1992年的南方之行终于捅破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这层窗户纸。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一论断使全党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之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计划和市场”理论认识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今天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培育市场、解放市场、发展市场、完善市场”，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出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本质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就是不断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地位的过程，从而使中国经济不断向高水平迈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正确与否，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要环节，对这一环节的探索，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制度底气所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其《说明》中指出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但市场并非万能，在产权保护、公共产品（服务）、社会救济扶贫等领域会失灵。所以，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一点值得广大干部群众注意。
综上论述，以上三个方面的经济制度优势，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坚持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要求，从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当然，这三个方面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所有制是基础，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是由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资源配置体制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之制”的基本制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