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

晚清至民国，留学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变中，存在有两条主线：一是在真实历史场景中的留学生，一是在文学作品中的留学生，二者中留学生的形象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又截然相反。在留学生文学中，研究者认为以五四为界，五四时期留学生是“弱国子民”的卑微形象，五四时期之后是“留洋归来而数典忘祖、洋奴气十足的‘国人”，留学生似乎总是在文学作品中以负面形象示人；而在近代留学史中，留学生是社会变革所期望的关键角色，二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虽然对留学生持或褒或贬的态度是同一时空客观存在的两种评价，其同一时期的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但是从整体上看，留学生形象在晚清至民国有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并非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探讨留学生形象，也无法将这一讨论扩大至留学目的国民众眼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之建构，而是聚焦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场域下，留学生社会形象（包括留学生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从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学生形象的形成

在留美幼童出洋之前，留学生人数极少，其形象模糊。近代留学史往往从容闳、黄宽、黄胜留美而始。道光二十六年冬，当马礼逊学堂校长鲍留云提出愿带学生赴美学习时，“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为之愀然不乐”，唯有容闳三人愿随出洋，容母得知则“凄然泪下”，留学在19世纪40年代不仅不为人所知，而且视作凶险之途。

天津教案后，容闳得到丁日昌的帮助，派遣留美生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曾国藩的同意，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并酌议“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开启了幼童留美史。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1日）曾李二人再上奏折，容闳被派为副委员，理由是“前在花旗居处最久，而智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并以联外交而窥密匙”，容闳留美毕业生的身份仍旧不清晰。与此同时，出洋肄业局的正监督人选为陈兰彬，正如丁日昌所言，“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容闳没有得到清政府完全的信赖。甚至到十九世纪末期，晚清权要提到容闳时，仍只记“久居外洋”等模糊之词。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1896年5月15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到容闳的情景，“江苏候补道容闳，号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对留学生的认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其官职则记录详细，对容闳的评价中带有嘲讽。

在留美幼童挑选过程中，容闳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民众视出洋为畏途。以首届留美幼童之一詹天佑为例，出洋必须具结，具结内容如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经多方努力，同治十一年夏第一批幼童选毕，八月十一日起航赴美。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与容闳同时赴美的黄宽、黄胜留学归国后的情形也值得注意：黄宽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以伦敦传教会医生的身份，于1857年1月回到香港，先是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即便在医学界与宗教界中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视黄宽为异己”。由于受到歧视和排挤，黄宽辞去传教士的工作，1858年回到广州行医。黄宽自办医院，也曾在惠爱医馆、博济医院兼职，治病救人的同时“一面编译西方医学著作，一面又组织训练班，培养少数中国青年充任医生的助手”。按照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记载，黄宽曾得李鸿章邀请，于1862年赴天津任医官，但不到半年即辞职回广州继续行医，之后又曾任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西医留英背景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作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难得的西医人才，黄宽受到了重视，但是也遭致伦敦传教会内西方人的排挤。黄宽在李鸿章幕府内任职时间短暂，李鸿章对西医、特别是中国西医人才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黄宽作为中国最早的留英西医人才的形象没有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眼中建构起来。

光绪七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申报》对幼童的报道虽援引的是日本报纸所言，但是评价非常负面：“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顾而言他，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留美幼童遭受批评，甚至是从其家庭出身上给予根本性的否定。“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大学奖章获得者以及所有的人，回国以后，无论干什么工作，每月得到的只是4两银子的低薪，相当于一个办公室工役的工钱。”所反映的仍是留学生被轻视、贬斥的遭遇。一些留美幼童只得在教会学校暂时栖身：“1880年代，他们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圣约翰书院的教职，直到他们在宦场或商界找到较优的位置，方才离去。”

船政留欧生与留美幼童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不仅陆续得到了清廷奖励，而且很快按照专业派赴福州船政局或各水师任用。正如晚清洋务派期待的那样，船政留欧生的社会形象与他们的专业技能一致。然而，历经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船政留欧生损失大半，战争的惨败在清政府看来这一群体未堪大用，这使得晚清督抚对船政留欧学生的评价不高。

在外交人员中，较早得到任用的是伍廷芳。当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荐举伍廷芳时谈到：“久闻其人熟习西洋律例，曾在英国学馆考取上等。”伍廷芳以留英的背景及对西方律例的熟悉，被李鸿章启用襄办洋务，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清末新政时又主持修律工作。总理衙门认识到留学生在外交领域的价值，委以外交职责。在戊戌维新之前，还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西文学堂毕业生出洋游历的一类留学生，他们多数人成为晚清外交舞台上活跃的外交官，出洋游历或留学是他们身份的必备经历，这成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交人员的主要力量。在晚清外交领域，留学生的作用较早地得到重视，留学生形象与外交官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想。

清政府在派遣幼童留美、船政学生留欧和同文馆学生到海外游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留学生的认识，从仅记载早期留学生通夷言夷字，到强调留学生在“外国学馆考取上等”，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得以初步建构。虽然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已立，却还未得到晚清社会普遍的认同。留学生试图跨越边缘局外人与士大夫之间的鸿沟，但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诸多挫折。

从期望到尊崇：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精英形象的确立

甲午战后，受战败的刺激，国人东渡留学的热情高涨。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杨深秀、康有为等陆续上奏折请派学生游学日本，指出“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总理衙门遂上“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开启了留日教育的闸门，地方督抚率先派遣了留日学生。戊戌维新虽失败，留日教育仍迅猛发展。

维新运动时期，留学生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有了崭新的形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刊登江西康爱德女士小传：康爱德是一名毕业于美国“墨尔斯根省之大学（即密歇根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学医……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思提挈而转圜之”的新女性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女性所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获得的是医学学位，梁启超认为如果不是自幼被美国传教士收养，“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块块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这正是维新派建构的新女性形象，也是留学生的形象。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在其外篇“游学第二”中，张氏竭力主张向日本派遣学生。由于《劝学篇》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广为刊布，留学日本成为时代潮流，带动了晚清留学教育的风起云涌。尽管《劝学篇》中没有讨论留学生形象的词句，但将游学日本视为社会改革和国家强盛的关键措施之一，事实上已经对留学生抱有强烈的积极期待，这是晚清留学生形象形成中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在此后很短的时间内，留学生迅速成为晚清社会寄予厚望的群体。1902年，梁启超称“中国他日之存亡绝续，皆将维日本留学生是赖。多得一人，即多收一人之益。中国今日大事，未有过于是者”。由于时任驻日公使蔡钧致函外务部反对派遣留日学生，梁倡言“阻止派留学生之人，即我国文明之公敌也”。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成为中国“存亡绝续”所仰赖的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言：“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中，梁启超将留学生视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寄以“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的期望，留学生成为国家前途的希望。《外交报》称“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其衣冠、其举动、其言论、其习尚，均令人望风而识，不与他人相混淆”。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对留学生形象确立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清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鼓励游学的政策。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901年9月17日），清廷颁布上谕，鼓励各省派学生出洋，称“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将此通谕知之”。在此基础上，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张之洞分别拟定“约束章程十款，鼓励章程十款，又另拟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对留学生加以约束并鼓励之。清政府很快颁行各项章程，其中《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对获得各级留日毕业证书的学生给予奖励并任用，分别获得从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的出身，原有出身者，则视所学程度，给予相当官职。与此同时，对于自备斧资出洋留学者，“自应与官学堂毕业生一律给奖，勿庸加以区别”。在科举制度仍旧实施的年代，这一制度对士子热衷留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出洋留学得有各级文凭就可以获得出身的奖励办法，无疑成为留学大发展以及留学生正面形象的助推器。稍后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上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希冀“内外职官，愿出洋游学者，必接踵而至”，对官吏出洋给予鼓励。在清政府多方鼓励的政策之下，留学成为晚清社会的热潮，留学生被整个社会寄予厚望，“其前途最有望，而能负担将来之中国者，则必曰留学生……留学生未来之主人也，未来之统制者也。问中国之前途而可以任国事者，则留学生而已。”留学生正面、高大的形象在20世纪最初的两三年内形成了。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学务处（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共七届，并举办了四届廷试。第一届学部考试时，考试及第者就授予科名和官职。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部考试为学成考试，考试合格的留学生由学部颁发统一文凭，分别授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而不给予官职，学部考试定期举行；经过学部考试合格的学生再通过廷试，即入官考试，授予官职，廷试不定期举行。部试和廷试都为留学生做官开辟了途径，这对于留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清政府还采取了“访问荐举游学毕业生”的办法，给予早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出身，以示嘉奖。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张之洞就曾致电外务部为辜鸿铭请奖：“查三品顶戴员外郎职衔辜汤生，号鸿铭，兼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得有英国大学罗马、希腊经科博士文凭，并德国国家工程学堂修业文凭。该员志趣端正，学问优长，各国皆知。”请求赐予辜鸿铭进士出身。在当年虽未实行，但为奖励“老留学生”提供了思路。光绪三十三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奏请免试授予回国十年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人进士出身，得到朝廷允准，并将这一办法推广。学部奏请令各省督抚广加延访，“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赐予出身。得到清廷同意之后，学部制订了《考核各省采访游学专门各员章程》五条。根据这一章程，宣统元年十二月最终确定了19名回国留学生获得出身奖励。虽然这样的受奖对于留学生本人来说只是一枚荣誉勋章，但这一事件却意味着清政府对于19世纪末留学教育的总结，将留学与科举的功名置于同等的地位，对留学教育起了助推的作用。

清政府荐举留学生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宣统三年，三月学部给伍连德奏请奖医科进士的奏折中，称“该员在英国堪伯里志［剑桥］大学校内之意孟奴书院肄习格致医学，光绪二十五年毕业，考试取列优等，得学士学位，又往法国巴黎帕士德学校肄业，得有硕士学位，三十一复得博士学位，又赴各地研究霍乱各病症并著有医学各书等……于研究情形极有心得，为英美医员所赞赏，声名籍甚”，奏请赏给医学进士学位。“声名籍甚”是留学生良好形象的体现，无论督抚还是学部的奏折中，都详述留学生所入外国学校、所学专业、所获学位等等留学内容，这与四十多年前奏奖容闳等人所用“通夷言、夷字”的评价迥异！

总体来看，晚清授予留学生出身的制度是清政府任用留学生的关键步骤，在科举废除的背景下更成为进阶官场的捷径。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需才方殷，留学生成为新政所依赖的人才：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中，在宪政编查馆中，在晚清教育新政中，在资政院、洛议局成立过程中，留学生都参与其中，留学生与新政关系密切，留学生成为清政府任用的对象。将留学获得的文凭直接等同于进士等各级出身，又根据出身授以官职，既增强了留学生的良好声誉，又为民初对留学生入仕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20世纪初，留学生被视作社会变革希冀的力量，“有无穷之责任，受无二之待遇，抱无穷之希望，受无限之责望者，伊何人乎？曰留学生是也。”寄予留学生厚望的不仅有清政府，还有革命党人：“留学生者，二十世纪最美之名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其一举一动非以救同胞为义务耶，非去专制为目的者耶，非以建设新中国、使种族不见灭于强国者耶。”社会各界都对留学生寄以厚望：“今日举国人士殷殷属望，无愈于留学生，无亦以为英才之选，舍斯莫当耶。”留学生成为晚清社会尊崇的社会力量，留学生被视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形象之丕变进一步推动了留学教育的高涨。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留学生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辛亥革命的一切成败之处，无不与留学生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关系”。民国肇始，留学生在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中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首届内阁九部中，除了内务部、实业部和交通部总长无留学背景之外，其余各部总长、次长均为留学东西洋学生。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就职，这标志着北京政府统治的开始。北京政府成立后，各部官员、职员人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912年4月《申报》引西方报纸称：“北京各部现须交代将来录用职员，闻袁大总统意拟分为四类：以南京政府旧人之曾留学者为第一类；南省人材之富有经验者为第二类；北方各学堂毕业及曾游学者为第三类；北政府旧人物为第四类。”

表面上，袁世凯十分重视对南京临时政府部员的任用，其中特别重视有留学背景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政府各部院中留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着显耀的地位。1914年组织宪法会议选举代表时，“政治会议多数议员现赞成每省各举代表三员组织宪法会议，三员中一须旧时国会议员，一须外国留学生，一须有实际政治经验者”。以1916年时的中央政府职员情况来看，当年各部院职员总数为3580人，各部院均有留学生，留学生总数达到806人，占到总人数的22.51%，比例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农商部中留学生所占的比例竟高达49.78%，几乎一半人员都是留学生。其次是交通部、大理院，留学生所占比例都在40%以上。北京政府中留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留学生为一国之领袖，一国之救主……今就北京一隅以观：其在政界膺重位而有声望者，不下百余人……游学一途，实为今日登仕版膺政位之终南捷径，将来之官吏，今日之留学生。”留学生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视和任用，表明民初政府对于接受了西式教育人才的需求，是民初社会吸纳留学生的结果之一。从留学生角度来看，政界留学生如此众多，与国民“仅以出仕为尊荣”观念有关，“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依旧沿袭着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留学生是炙手可热的社会精英形象。以至于蔡元培在1923年的宣言中有“现在政府那〔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的反问，留学生在北京政府中所占位置非常重要，是不争之事实。

1922年丁文江、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力促“好人”出来从政的文章。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刊登《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的主张，被研究者称为“好政府主义”。在这一“宣言”上签名的十六人中，只有梁漱溟不是留学生的身份，其他十五人都是留学欧美的学生，可以看作是留学生的宣言。1923年丁文江以“宗淹”为笔名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名为《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的文章，更是称“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力的人”，知识越多，享有的权力越大，责任也越重，希望留学生能肩负起社会责任。同年8月26日丁文江的《少数人的责任》，提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留学生自我认知上越来越明确：少数的优秀分子—其中包括留学生—肩负着社会的责任、而且有负责任的能力。

政界以外，民初留学生在军界、学界、工商界等领域都有显耀的地位。“在军学界据要津者，亦比比皆是。盖自科举既废，吾国政界、军界、学界，莫不取材于留学生。”“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学生之时代。”来自各界的声音，都表达出留学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留学是一种最好的出身。现在最‘得意’的在政界最活动的，虽然不全是留学生，也是以留学生占最多数。留学生的头衔可以抵得前清的举人、进士、翰林等正途出身，所以考文官试验的、领凭做律师、会计师的，候补做省议会国会会议员的，都常藉著一张外国学校的证书，审定他们的资格。总之，留学生在今日社会里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也就是最优异最高贵之阶级。”留学生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希望留学生“回国而后，群策群力，施展怀抱，以拯救此将亡未亡之中国”。

不仅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留学生自我认知在民国初年也逐渐清晰。虽然早在1914年留美生胡适就发表了《非留学篇》，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揖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然而胡适又称“留学不可废”：“留学者，救急之上策，过渡之舟揖。吾国一日未出过渡之时代，则留学一日不可废。”谈到留学生的责任，莫急于“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胡适对留学生的批评目的恰恰是要阐明留学生的责任—再造新文明。任鸿隽指明“留学生者，吾国所仰为起死回生之卢扁也”，希望留学生归国后“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想”。稍后，1917年，留美学生张宏祥谈到“万事可谦，唯于责任上应有当仁不让、鼓勇力行之气概……革新思潮之责，实为吾人所同具”。这些都体现了留美生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此“责任”成为留学生非常注重的自我命题。同年，留法学生李书华也撰文敬告留学生，希望留学生“注意个人之自觉、与团体之结合，此实与吾人将来回国任事有重大关系”。“四千年古国有一线之光明，与无穷之希望者，实为吾辈学生。故使中国而不亡者，为学生。致中国于富强者，亦为学生。而学生之中，尤以留学生似为最有希望者……国人实以是望之留学生，留学生即不得不以是自任焉……对于国家有转危为安之责，对于社会有维持改良之责……苟能尽吾能力，即为尽吾责任。习政法者，可入政界，习科学者，则万不可弃其所学，从事他业。”号召留学生回国后“创办总学会，分科进行，习某科者集合同类，从事某科之研究，传布学识、发展学术。”这是一名即将成为学者的留学生对责任的理解。20年代以后，即将留学的清华学生也明确自身的责任：“革命事体非空言可以奏效者也，必须有领袖之人才焉，且要有有胆量于学识而有牺牲之人才而后可，而凡此重任非留学生莫属。”留学生责任意识的出现及增强，体现了留学生对自我形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

从尊崇到质疑：20世纪20年代留学生形象的转变

当社会赋予留学生厚望、留学生自身也强调责任意识的同时，来自社会以及留学生内部对留学生产生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就整体而言，留学生在政界的表现不令人满意。1917年2月17日陆徵祥在欧美同学会演讲时告诫留学生：“北京场合如一火炉，最易销耗意志，回国留学生一入其中，鲜不为所镕化……敦勉各学员振刷精神，力袪习染，以‘安身立命’四字为立脚根本。”北京青年会对留学生从政现象的评论：“留学生中固不乏抱爱国爱民之心，负改良政治社会之志者，无奈一入政界，则心志改变，道德学问，日行退步。为自己地位计，为自己利禄计，则不暇顾及国家社会之安危矣。盖北京政界，一洪炉也，其消磨志气堕落道德之能力，实不可思议。”将政界比喻成洪炉，留学生身处其中，身不由已被政治裹挟，在民初纷乱的政局中沉沉浮浮。蔡元培期待留学生能兼采各国所长：“凡有一种社会均有镕化能力皆可作火炉观，如英国社会专重阶级，故留英学生多趋政界；德国社会专重军人，故留德学生喜谈战略；法国社会专重民权，故留法学生侈言革命；美国社会专重商务，故留美学生注意贸易；比国社会专重工业，故留比学生竞言制造。中国如能将各种火炉镕合为一方为善学外人。”顾维钧分析了留学生归国后自视过高、不屑小就、忽略小节、不能耐劳、立志不坚等因素导致的“留学生办事失败而受国民攻击之原因”，希望留学生“先国而后家，先社会而后个人”……告诫之声不绝于耳，反映了留学生声誉出现危机。

同时，政界留学生根据国别的不同畛域分明，尤其是留学东洋和西洋学生的矛盾在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显现：“吾见留学生之入政界者，有英派美派德派法派之分，而尤以东洋派与西洋派为大别。派别既分，猜忌斯起，甚且互相轻鄙、互相倾轧，而祸遂隐中于国家。其实留学者，学其国之学也，归而出其所学以谋国，同为祖国尽力也，焉有所谓国界之分。”岂能“因留学之各异其国，而预存一畛域之心乎？”“回国就事之留学生，有东洋派、西洋派之分，不以学问相号召，而以留学地点分党派，此最离奇之事。”中央政府中留日学生占三分之二的份额，留日学生众多且彼此援引，引《字林西报》通信社1919年电文中有“留美回国之学生刻被淘汰，不容其置身政界，而留日学生则受优待”之语，“中国政界位置尽为日本留学生占尽，吾侪（指留美生）归国后第一根据地，厥惟敎育界”。虽然语气夸张，但反映了留日生在政界人数众多并排挤其他留学生的加入的事实。

不仅在政界，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留学生声望也在下跌：“比年以来，留学生之声望渐跌，社会艳羡留学生之心理渐淡，推其所以，则留学者日众，物之非罕者弗贵，于人亦然。且其学成而返者，未必能得意名场如昔，一也。留学生之学问，往往实不副其名，未必驾本国各学校之学生而上之，伎俩易穷，二也。西方文化，留学生载之而归，多非吾国多易步武，加以良莠不齐，兼有沾染恶俗、怪癖不情，或傲睨其祖国，不可一世，国人则畏而远之，三也。”这是1917年对留学生声望下跌的反思。其时，留学生仍旧是整个社会的宠儿。

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发生了转变，质疑、批评的声音与日俱增。“回国留学生成千具万，无所事事，急待安插，此为今日教育上一大问题。”留学生留学以图谋好出身、发展新事业和开拓新见识为目的，由于预备不成熟而徒具虚名、志行不坚定而任意择业、绝乏团体的精神与组织、不考察国内社会的事情而使留学生归国后面临负评。“今之留学生，志大而价高。入政界则欲一跃而为长官，入商工界则欲一跃而为经理、工程师，此无论国中之长官、经理、工程师为数有限，不能供留学生之求，即果一跃而为长官、经理、工程师，亦止能作傀儡。且无论留学生所学未必高深，即所学高深亦偏于理论而未尝从事于实验。”留学生中“抱一出国则声价十倍之卑劣观念者，实居多数……甚者有高小及中学毕业学生，亦皆海风一帆，遄赴欧美，此等人，于国情既未有深刻之观察；于学问，复鲜具相当之基础。返国以后，其思想辄悖乎国情，其行事更无俾于家邦”。“出洋回国的青年堕落尤甚”，“试看今日之回国学生，毫无团体组织，毫无主张，缺乏牺牲精神，甘居堕落者之多，言之令人伤心痛哭”。

是什么原因让留学生在20年代以后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讥讽？这本不应该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然而的确与留学生形象的转变密切相关。

留学问题讨论的起因看似偶然：1923年黎元洪的女儿到美国读书，几家报纸大载特载，其行秘书、会计，前呼后拥，引发邵力子批评，认为“这样的排场用在游学上面，是闹阔，还是出丑？”“但须知今后教育前途的隐忧即在被富人垄断，而教育家的大病也就在媚富嫌贫。”这篇文章被《教育杂志》认为是1923年批评教育问题最早、最痛快的文章。《教育杂志》社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留学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重要问题之一，简直和社会的根本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打算把各报章杂志关于批评留学问题的文章择要转载，我们自己如有特别的感想或意见，也拟继续发表；务冀引起国人的注意，也从速矫正这种误谬的现象，而求得较有效能的方法。”《教育杂志》同期转载了邵力子和陈霆锐的两篇评留学问题的文章。在此之后，留学问题成为各大教育杂志非常关注的议题，《东方杂志》《教育与人生》《中华教育界》《新教育评论》等刊物都投入到这场讨论。

《中华教育界》1924年4月刊登了怡怡的文章，直接戳中留学生的要害—留学应该以“学术独立与学术提高”为目的，而留学生往往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从而产生留学生问题：“现在国内的大学校，那（哪）一校不是留学生主政，再调查著名大学教授的履历，留学生最少总在百分之八九十。然而他们最大多数，除了把在留学国教师所教的教科书在讲堂转教学生以外，有几人实际研究，将其心得著成几部不必藏之名山而只可以为大学乃至于作中学的教科书的书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留学生中英文不通、以学问为敲门砖、纯粹的外国化，从而“在社会上留下了许多不良的印象”。在进一步的批评中，怡怡集中论述了留学生对物质生活和学术的负面影响，这导致了社会上多数平民对于新教育之恶感。

评论者探讨了留学生遭致批评的原因：“虽近年来国中文化之灌输，实业之提倡，在在皆为留学生之功绩。然以全局言之，成效实属至微，得不偿失。且因留学所引起之隐忧，关系于‘国性’‘国是’者，正复不少。”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破坏教育之机，养成依赖根性；淘汰国民性，助长纠纷；妄分派别、互相倾轧；日益“洋化”。洋化“即以学校而言，大学固一概西文教授，即中学小学亦视西文之程度以占学校之优良。昔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则一变而为‘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矣。”“如留学西洋者，与留学东洋者，固若视同水火。即留学一国者，亦因学校、地理、前后之不同，亦难合作。观乎留学生所举办之事业，凡可隐然划分为区。社会常视某区为留学某国之地盘。”其分析很有见地。

到1926年，《中华教育界》推出了“留学问题号”，讨论留学问题，介绍留学小史，并评论各国留学问题以供借鉴。留学成为一种“问题”而被关注和讨论，本身就反映了留学教育急需改进、对留学生深表质疑。当然，留学问题讨论更重要的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学术独立的思潮，在争取学术独立的讨论中，强调国内高等教育学术水平的提高，而留学的目的则要服务于学术独立。

在此之后，舆论对留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从总的情况来看，20年代以后社会评论留学问题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国家和社会的过失、留学政策的失策和留学生本身的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惜乎政治不清明，社会混乱，不能容纳是项人材，使有志者抑郁无由自见，能者不能展其抱负，此实国家社会之有负于留学生，非留学生之过也。”从留学政策制订的角度，评论者认识到“今后我们国家的放任留学政策，如果不改变，那末将来亡中国的真病，恐怕就是国人之留学狂了！”而本文着重讨论对留学生本身的批评。

1925年孙百急撰文谈《留学生应该做的》，强调留学生“把祖国丢到脑后，请问能否脱得了‘洋奴化’的嫌疑？”1926年常道直批评留学生存在的六个问题：国文程度低劣；不解国情；无大团体精神；士气消沉；对于西洋文明缺乏鉴别力；目光短浅。留学生仅仅注重西文的学习，国文的程度不足以作通顺的书信；留学生不了解国情，从而爱护国家之观念淡薄；留学生除了举止语言外国化外，尤以思想感情外国化产生不良影响。对于留学生没有大团体精神，常道直主要批评了留美生，他专门撰写《留美学生与秘密结社问题》一文在《中华教育界》刊载，批评留美兄弟会，这对20年代社会学、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社会学研究者将兄弟会看作新秘密结社：“在美国的留学生中，他们因袭了中国秘密结社和美国大学中弟兄会的习惯，再加上些引援勾结的动机，就发生了许多的秘密结社，他们再把这些会社从美土移植中华，这在将来或许会成了留学生界的帮会吧！”舒新城在1927年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也有“美国学生有秘密组织的兄弟会等，以为回国包揽事业的根据”的责难，这一批评在近代留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世在谈到留美学生时，往往引述这句话作为铁证，这是留学生饱受批评最主要的“罪状”，但是由于舒新城结论的武断，这一问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面对社会对留学生的评论乃至批评，留学生有着自我认识：有留美生认为社会“属望于留学生者太奢，而责效于留学生者太亟。小试不效辄相诟病，而无始终信赖之诚心。”也有人认为留学生应客观看待：“吾国社会之于留学生，有赞扬崇拜者，有讥嘲鄙视者。吾留学生其毋以赞扬崇拜而自骄，亦不以讥嘲鄙视而自气馁。”留学生应该树立留学之志：“有志留学者，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学生之时代，中国之种种学识，远不如人。欲图企及之，非留学生莫属也。故强中国，有藉乎种种学识之进步，而进步学识之责，在乎留学生。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对于留学生遭到的批评，一位即将出国学医的学生谈到：“不管别人的心理是怎样，我应当走我自己的路，对于本身问题，非澈〔彻〕底的研究不可。一方面打算吸收他国的精华，一方面打算介绍母国的文化，就是将来回国，倘若为着生计，赚钱也要光明，方不失学者底人格。对于国家社会，情愿抱牺牲的精神去做。因为新社会应当由我们青年人改造的，这是我的志愿。”作为留美生，胡先啸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针对学者对留学生的批评做出回应，既有认同的地方，也对“责留学学生亦有一二过苛之处，此处亦稍稍为之辩护。”他认为“美国教育之佳处在注重实习与实验，故留美学生之学工商与科学者，确有相当之学术与经验。”不能全然将留学看作毫无成绩。

1910年代至1920年代，留学生起初被视为拯救社会的力量，而当社会面临种种问题之后，留学生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之一。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忽高忽低，反差巨大，这既是寄予厚望后的失望，也是留学生形象日渐清晰后对其认识更深入的必然结果，并在国内学术独立思潮的背景下增加了对留学生的批评。

理性评价与盲从并存：留学生形象的双重特征

晚清民初留学生成立众多的留学生内部团体，从清末成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1913年成立的欧美同学会，1914年筹划设立的全国留学生联会，到1915年青年会组织留学部，上述团体都以联络留学生内部感情为其宗旨，留学生团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留学生对自身形象的重视。

民国初年以后留学生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这益发凸显了对留学、对留学生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早在1919年陶履恭就曾提到“假使有人把中国留学生变迁的经过情形详细的叙述一番，成一册极有用的留学史，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可惜当时还没有人去整理这些材料。在1925年前后各报刊杂志对留学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舒新城于1926年完成《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写作并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部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尽管舒新城对留学生提出了批评，但是舒新城认为“无留学生，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现在教育上的学制课程，商业上之银行公司，工业上之机械制造，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本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传来当然”。客观评价留学和留学生，这是舒新城写作《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基础，也标志着留学生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成为研究对象，对留学生理性的研究自此展开。

留学问题经过1923年到1926年的讨论，社会对留学生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杜威自1920年返回美国，1925年在纽约针对中国留美学生所作“中国学生习西学之价值”的演讲中，认为“学位仅有商业的价值”，此言“在已经归国或现正在外国以及行将来外国之学生闻之，或竟多数认为不满意”。而杜威的本意则认为留学生不要以追求学位为目的，而要注重个人对于社会之实在的贡献。这一观念经留美生转述回国内，促使国内扭转对于留洋文凭的盲目崇拜。到1926年以后，“北伐时期及其后，在政治和社会上，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的差别是将近泯除了。”1929年翁文灏在清华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提出“人才能力的大小，决不是留学与未留学所能分别的”，“拿了一张文凭便以为毕尽了天下的业，不再继续用功，终必至把外国文凭的信用也有一天要破坏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学者逐步从对留学生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更加清醒地认识、看待留学生。

与此同时，“一般社会却还是（对留学生）盲从如故。”其盲从的现象，如“上海有许多营业式的学校，登广告招生总要说‘本校聘请欧美留学博士硕士担任教授……’这句话是一种撞骗行为的告白—实在无此类人为教师，只要稍知社会情形的就知道—但他却供给我们许多可研究的资料。这种学校的主持人所以要这样登广告的，其目的在于迎合一般学生的心理而求多收学生。此种广告之效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人出此而常常出此者，必群众意识中有此崇拜留学生之观念……其次，有些学校以教师少留学生而起风潮，新校长入校即以聘得若干留学生—如某省某师范—以冀博得学生欢心而压平风潮。这也是推崇留学生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社会上稍有表现的人，一般人总以为是留学生·····一般人推崇留学生，不仅推崇而已，并把留学生与学问混而为一，所谓留学生即学问之代名词，所以某某大学的教员，非留学生不聘，国文部教师找不着有头衔的留学生，校中人士视为憾事。”“无论政府机关或是学术团体，用人的时候总是对于外国留学生待遇较高，本国毕业生待遇较低；甚至常有人说，某事较为重要必须请一留学生来办，某事关系较轻不妨请国内毕业生去做；昌言不讳视为当然。”“外国毕业的人一来就做教授，本国毕业的人老是做助教，极不容易得到教授的资格。教授与助教之间，好像就是留学与未留学的分别截然相离，地位上相差甚多。”推崇留学生仍然是高等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态度。

有人呼吁不要盲目的崇拜留学生：“我们向社会一般人士，恳切的请愿，你们不要盲目地崇拜偶像，以为顶着硕士博士头衔的留学生，都是专家学者；要知道学问不是等闲得来，在外国吃了几年牛油面包，就会饱学起来，天地间那〔哪〕有此事！你们这个盲从的心理不打紧，但是害了一班青年，以留学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然而，这种盲目崇拜的心理直至三十年代依然如故：“一直到近年，每逢暑假到了，从沪上各报纸，你总可以看到关于大批留学生出国的消息，烜赫一时：什么某团体某团体招待欢送嘛，什么某机关某机关联合公饯公䜩啰。什么某月日，第几批留学生，多少人，乘某船，由沪放洋啰，某月日，安抵某国啰。间时，又每每可以从报纸读到各年度留学生人数之乐观统计……根据以上记事，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说，一般国人对今日之留学，乃是信任的，乐观的，有机会是愿意鼓励与宣扬的；也正可以说是不少人认为留学生的人数是愈多愈好，愈多愈有利。”这一观念与二三十年代对留学生理性的认识并行不悖，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要比学界认知的变化更为缓慢。

结语

清末民初诸多留学生文学中，留学生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虽说其文学形象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轨迹”，人们也承认文学形象有别于真实状况，却在不断引用这些材料时将文学形象与真实形象混为一谈，当误读扩大，误读就被当作事实，从而对留学史或留学生的认知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因此，厘清其真实形象及其转变脉络，有助于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研究的深入。

晚清时期，留学生社会形象从模糊到清晰，社会逐步接纳了这一新群体。当留学生成为浩浩荡荡奔赴东西洋的大军，当一系列奖励游学毕业生出身和授予官职政策的实施之际，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重视这一群体的力量，留学生社会精英的形象成为20世纪初整个社会无可争辩的印记，留学逐渐成为近代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民国初年，社会仍旧赋予留学生群体救治中国衰敝的重任，留学生在政学工商各界都如日中天；留学生也承载了社会及家庭对自身的巨大期许和压力，进一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然而，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留学生从政者表现不尽如意，学术独立呼声日渐高涨，留学生自身问题的累积，都使得留学生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期待，巨大的失望导致留学生遭到大量的批评和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理性地讨论留学生的问题，社会对留学生的盲目崇拜逐渐破除，理性认知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留学生精英者的形象依旧，反观普通民众对留学生仍旧盲从。

在近代社会场域中，留学生形象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对留学生接纳、期望、失望、质疑又期待的过程。清末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当然，在留学生群体内部，因国别、性别的不同，群体形象也有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