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风范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读完随拍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虽然这本书在先生等身的著作中，相对而言，并不算太出众，也并不为大多数人知道。若说有名、最为人熟知者，除了举世皆知的《国史大纲》，则莫过于先生对历代政治研究而成的一本小册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了。这本书我虽同样早已买入，却始终不得闲暇一睹为快。不过在阅读之前，能够对中国历史零零碎碎打一点基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本秦汉史，虽如前所述，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据我所知，此却是先生等身的著作中，为数不多的断代史著作。

大约若不是我计划从现有的书籍中，来选读一览中国古代史，而到秦汉时期，这本书便自然被我列的计划中的话，现在的我是绝无机会来拜读的。

总的来说，读毕本书，个人感觉，是不辜负我最初的期望，更无愧于作者钱穆之盛名，本书给了我很多很多启发，更为书中先生一些精彩的论述所倾倒。

读完本书，我才知道，大师之所以为大师，那种高于常人的学力、眼光是怎样的了。

虽然按其序所示，此书只是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于国立北京大学所撰写的讲义，只写到王莽时期，故此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秦汉史”，然先生能在彼时彼地，发出一些极具洞见力的论述，实属可贵。

版权页。另，就此版装帧之精，价格之惠来看，的确是不错的版本。

尽管当我开始读第一页时，及令我大跌眼镜，本以为先生比之吕思勉文字会相对浅显易懂，而只看序言，语言叙述风格即可知一斑，与文言文无异，甚至若粗读的话，所引述的文字，和先生笔下流出的文字两者并无差异，某些地方前者甚更加浅白于后者。不过即便如此，好在古文与对其时期的了解都有一点微薄的基础，故固然起初看得吃力，然到后来，渐入佳境，不仅适应了先生文字的风格，并发现了其中的美与价值，遂一改起初吃力之状而酣畅淋漓。

话不多说，言归正传。首先在序中先生追述了此讲义的来历，及其颠沛流离，后又在机缘巧合，友人的帮助下，才得出版，公之于众的过程，在其中亦可以看出当时环境的波谲云诡，先生真可谓是当时一代学人之缩影。

然后便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论述了秦因何而起，又是因何而亡的原因。具体论述过程，在此不论，只举几处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首先，先生在谈及秦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学术时说，秦国本无文化可言，而就政治制度，莫过于废封建而立郡县，但郡县制早在晋国骊姬之乱而造成无公族之时，便有郡县之名，后又被三晋所继承，除此之外，还有楚国的郡县制，而凡此种种，皆早于秦国，故先生说不论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学术，一切的一切，都是后来西渐至秦国的。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对吕不韦的论述了，而吕不韦，最为人所知者，莫过于是秦始皇生父的传闻了。对此，先生说道：

余考《秦策》，吕不韦为子楚游秦，已在孝文王，不韦入秦，始皇已生十年,不韦岂能预为钓奇。至不韦纳姬事，《秦策》亦无之。史公不取《秦策》，由其好奇。而不韦之死，其幕后殆有政治上之背景，未必真由嫁毒也。

还有便是关于秦并天下后，对焚书坑儒的讨论了，至于焚书，先生注意到：

褊狭峻刻，早为秦廷焚书埋下种子。李斯亦不过实行其师门之 主张，同情其友生之感慨而已。荀卿自视太高，韩非急于事功, 两人议论，不期而合。亦不悟其身后流弊之深，为祸之烈，有如 此也。盖齐鲁诸儒之病,或有陷于迂远，而三晋群士之弊，则不免流于刻急。此当时两派之得失也。至后世学人，乃专以专制 愚民归罪秦之君臣,此亦未尝不是。…秦廷当时禁令，实似并不以焚书为首要， 故令下三十日不烧，仅得貯罪。而最要所禁制者，实为以古非今，其罪乃至于灭族。次则偶语诗书，罪亦弃市。良以此次焚书动议，本由于诸儒之师古而议上。偶语诗书,虽未必即是议 论当时之实政，然彼既情笃古籍，即不免有以古非今之嫌。故偶语诗书，即明令弃市也。而谈论涉及百家，则并不在禁令之列，此实无从禁，且亦不必禁。

先生在叙述秦之覆亡而穿插的民族向外发展的小节开头便说：

秦末之乱，生民涂炭。然此特一时政治之失调。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满活跃，绝无衰象。故及汉之兴，休养生息，未及百年,而已元气磅礴，蔚为极盛。

但是在西汉初年随着欣欣向荣，经济复苏，也衍生出潜在的弊端，而其中，对社会民生危害最大者，莫过于随着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带来的问题了。对此，先生为了说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引了董仲舒所说的自秦以来而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他指出：

其言固非虚。 此当时贫民生计窘迫之一斑也。

关于武帝时期，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仲舒之言复古，实非真复古。在仲舒之意,亦仅重于更化，而即以更化为复古也。

但董仲舒为何终生不为武帝所用？要知道，董仲舒提出的思想，可是对武帝一朝，乃至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都起到很大的影响。原因便在于，武帝并没有全盘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尽管董仲舒已经不同于以申公为代表那样的“醇儒”，但传统儒家中不能与民争利的思想却依旧是根深蒂固的，但武帝在接受董仲舒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的同时，他还要对外开拓，没有钱，就要盐铁专卖。因此，先生指出：

今考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今仲舒此奏有盐铁皆归于民之请，语犹应在此后。是已去天人对策时三十年矣。儒术教化，此奏均未及，而专以塞并 兼宽民力为言。然武帝亦不能用,而仲舒遂以老死矣。

在讲到武帝时期对外战争时，先生给予霍去病很高的评价，他甚至说：

武帝时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后世谓汉武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由女宠。萱登齢袞？然去病实亦当时一奇才， 卫青已非其比，李广利更无论也。去病死，匈奴已衰,汉亦不复能大惩创之矣。去病能将善战之功，实不可没。

紧接着，先生便对其中派别的划分做出了客观的论断，他说：

李广父子愈换抑，而豪杰愈宗之。史公亲罹李氏之祸，故其为《史纪》，于两党瑕瑜，抑扬甚显。今平心论之，则两党中亦各有奇材,惜乎武帝之未能以公心善用之耳。

不过先生对武帝一朝总体政治，认识却是非常深刻的，说武帝大兴礼乐的背后，实则是重蹈了诸侯国骄奢淫逸的覆辙，对此他总结道：

武帝务兴太平，建礼乐,而其果则陷于衰乱而尚刑法如是。故汉武一朝，自其外面观之，确为西汉一代之全盛；而就其内情论之，亦实可谓是汉室之中衰也。

而对自武帝以后，儒学的兴盛，先生指出，尽管不论朝廷高官，还是地方大员，身份皆以儒生为主，可以看出，儒学在这一时期的兴盛，但在这之前，这些人还有为吏的经历。对此，先生指出：

是时河南河内太守，杜周子弟，河东太守石庆子孙。上使仁刺三河太守，皆下吏。螢告举此一例，可概其余。及昭宣以后，儒术既盛，吏治亦重，一时贤士多出吏道。

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也就是第六章，对于西汉一代体制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概括与总结，其中自然也不乏见解独到，入木三分的一些论述，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仅举一例，便是西汉郡国并行制为何会灭亡？先生的答案是必然的，他说：

然则汉之封建，自高祖一传至文帝，其势已变。齐分为七,淮南分为三, 皆文帝事。赵分为六，梁分为五。皆在景帝时。固不俟武帝用主父偃谋，而汉之诸侯封地，屡自分析, 早已于文景二世继续见之。夫一帝临朝，必封其诸子为王，而所封诸子，又必各自于其封内分封其诸子。即此一端，已足使封建之制决不可久。

最后，在最后一章，关于王莽的篡汉，以及新朝的骤兴骤灭，亦有独到的见解及精彩的论述。比如对王莽为何会顺利的代汉，先生的论述令人振聋发聩。他说：

然王莽所以得举世人心之归向，而安移汉祚于庙廊之间, 其事固不止如上述门第之鼎盛,制行之谨饬而已也。盖莽之所 以震动一世之视听，而得时人之信仰者，尤在其对于政治上之主张。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书尾对王莽的评价了，在此一并摘录。他说：

盖尝论之,汉儒论灾异,而发明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此至高之论也。汉儒论礼制，而发明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归,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此 又至高之论也。然前者为说，往往失之荒诞。后者之立论，又往往失之拘泥。前说尊天，后议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于 当身之实事。莽之为人，荒诞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然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 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晁董生极论于前，王贡诸儒深 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晁董生以来，迄于王贡诸儒之所深嘅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谓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准以文字议论 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是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固已至巨。 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身后一人之评鹭,可无斤 斤焉深辨为也。